10月18日，2025天府书展主会场，茅盾文学奖得主、著名作家刘亮程携新作《长命》与读者相遇。他端上，便自带一种独特的气场 —— 明明隔着不远的距离，却像有层无形的屏障，将他与喧闹隔开，抵达另一个由文字构筑的世界：他在他的世界里与过往的自我对话，听众则在外部，捕捉着那些从容话语间散落的智慧与幽默。活动间隙，刘亮程接受了本报专访。

这位年过六十的作家，近年来常被贴上“温暖”的标签。在新书分享会上，他微笑着鼓励一位大二中文系学生：“我看你还非常年轻，你应该先去生活，再想写作。”语气谦和。他坦言自己变得柔软，希望写更多温暖的故事给读者。然而，若仅以“温暖”概括刘亮程，则可能忽略了他为当代中文写作所拓展的辽阔与深邃的想象力疆域。

他的“天命之作”《长命》，正是这种拓展的集中体现。这部酝酿十年之久的长篇小说，虽是继《本巴》获得茅盾文学奖后的首篇，却呈现出与获奖作品不同的气象。它扎根于一个真实的家族故事——某年洪水冲出一部记载了灭族与迁徙的郭氏家谱。但刘亮程说：“我对写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的家族兴衰史没有多少耐心和兴趣。”他将这个故事在心中“养”了十年，直到找到了属于它的文学之眼——神婆魏姑。

经由魏姑的视角，《长命》构建了一个现实与超现实交织的世界。在那里，沉重的灭族磨难与村庄消逝并非唯一的底色，爱情与亲情成为生命延续的“光”。更独特的是，他首次在作品中叩开了生死的结界，呈现一个人与逝者共存、彼此相依的乡村图景。在他看来，那个由祖先、亲人栖息的彼岸，并非可怕的异域，而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。“我们在乡下住的老宅子，是爷爷留下的；种的地，是父亲耕过的；甚至说话的语气，都带着奶奶的影子——这些不都是逝者的痕迹吗？”他认为，中国人的相关文化，本质上是对生命的敬畏，是想让逝去的人“再活一次”。

这并非刻意猎奇，而是源于他深植于心的生命观。他认为，个体的百年看似漫长，实则短暂。“但当我们意识到，祖先的血脉、逝去亲人的记忆都在陪着我们，我们便有了‘子孙万代的长命’。”《长命》的书名，正寄寓着这份对生命链条的思考：从“一个人的村庄”，走向“一个民族的厚土长命”。

这份哲思，与他个人的生命印记紧密相连。采访中，他提及八岁丧父的经历，“我瞬间就长成了大人”，童年的隐痛曾贯穿他的写作。他甚至分享了自己在“地窝子”里度过的童年，那些夜深人静时来自土地深处的细微声响，塑造了他对世界最初的敏感。尽管他曾将贫困、恐惧与孤独“吞下”，但在《长命》中，那个八岁孩子的惊惧与悲伤，以及最终对生命原乡的温暖体认，似乎都得到了回响。他提到坐在老家祖坟地的感受：“竟觉得那么温暖，像回到一个悠远的家。”

刘亮程的文学世界，远非“温暖”可以简单定义。他是在用一套独特的、根植于中国乡土文化与生命哲学的美学体系，重新组织现实。正如同济大学教授王鸿生所说，他反复拓展着一个“有灵的世界”，那个世界由风、尘土、长夜、梦境、魂魄、石头与声音构成，具有极高的文学辨识度。

面对书展分享会台下二十出头的读者，刘亮程总能精准接住他们的迷茫。当读者向他倾诉成长的困惑与阵痛时，他成为了一个极具耐心的倾听者和引导者。“我经历过漫长的乡村黑暗的夜晚，经历过太多彷徨岁月，我知道我们都需要暗夜中的那一束光明。”他相信，文学就是这束光明，“文学有时候像是一颗被遮蔽的太阳，迟早会缓慢地发出它悠长的光芒。”

在《长命》的结尾，庙未修起，钟未铸成，一切了无着落，停留在一种漂浮未定的状态。这或许正隐喻着传统在现代社会中的处境。文学，或许正是他用来安放这份生命悠长回响的所在。在刘亮程构筑的文字王国里，我们得以窥见一种可能性：在飞速变迁的时代，如何与我们的过去、与那些无形的生命传承对话，并从中获得面对未来的力量。

成都日报锦观新闻 王瑜潇 记者 泽登旺姆 图据 主办方 责任编辑 刘春春 编辑 文竹 审核 蒲薇